政治体制重构管理时代

从委内瑞拉到伊拉克、阿富汗，再到如今的伊朗问题，这一模式十分清晰。象征性的外部人物正被边缘化，而掌握制度权力的内部人物则正悄然获得青睐。

这不是理想主义。

这是风险管理。

委内瑞拉：受控过渡，而非革命在尼古拉斯·马杜罗被移除之后，华盛顿并未支持国际知名度最高的反对派人物玛丽亚·科里娜·马查多。相反，越来越多迹象表明，美方对诸如德尔西·罗德里格斯这样的体制核心人物持开放态度。

罗德里格斯代表的是延续，而非革命。从战略角度看，这正是关键所在。她理解官僚体系、安全机构及内部权力平衡，提供了一条在不导致国家崩溃的情况下实现过渡的路径。

对比十分清楚。马查多象征断裂。罗德里格斯象征可控性。

这正体现了当前的整体考量。目标已不再是民主纯粹性，而是经过调整后的稳定性。与其面对一个无人能掌控的权力真空，不如保留一个熟悉的体制、换上一张新面孔。

伊拉克：仍在困扰华盛顿的教训伊拉克深刻改变了美国的战略思维。萨达姆·侯赛因被推翻，从纸面上看任务完成，但其后果却是一场灾难。

国家结构的解体引发了多年的混乱、宗派暴力、民兵政治以及脆弱的治理体系。2003年后从海外归来的许多反对派人物被视为外部输入的代理人，在国内缺乏可信度。权威分裂，合法性瓦解。

这一教训残酷却难以忘记：推翻政权很容易，建立一个有效运转的国家却极其困难。

这种创伤至今仍存在于华盛顿所有严肃的政权更迭讨论之中。

阿富汗：输入型合法性的崩塌阿富汗最终确认了这一结论。二十年来，美国投入巨资打造一个以流亡精英、外部资金和国际合法性为基础的政治体系。该体系之所以存在，仅因为外国军队的支撑。

一旦这种支撑消失，整个结构几乎在一夜之间崩溃。塔利班作为阿富汗真实权力格局中的内部力量，几乎毫无阻力地重新掌权。

信息非常明确：如果权力不是从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，那么在外部保护消失后，它就无法生存。

伊朗：为何流亡者难以赢得信任伊朗如今处于这一新型战略逻辑的中心。抗议运动重新激活了人们对巴列维王朝之子礼萨·巴列维的关注。他的象征意义在部分侨民群体以及部分受挫的年轻人中产生共鸣。然而，华盛顿始终避免公开支持他。

这并非偶然。

从战略角度看，流亡人物存在明显风险。他们无法控制国内政治现实，依赖外部支持，并且往往会形成自身独立的合法性，一旦掌权便难以引导。

相比之下，伊朗体制内部人物则具备战略家最看重的优势：对权力运作机制的真实理解。务实的宗教人物、技术官僚、安全体系相关精英以及第二梯队政治人物，理解决策逻辑、张力所在与权力平衡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降低了国家整体崩溃的风险。

这种逻辑如今同样体现在委内瑞拉，其根源正是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惨痛失败。

新型战略正在成形正在出现的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权更迭，而是政权重构。

逻辑十分直接：• 移除最高权力人物• 保留制度结构• 提拔体制内部人物，将延续包装为改革• 避免导致混乱的权力真空

这一模式将稳定置于深层变革之上，用受控演变取代革命。道德上可能令人不适，但在操作层面却具备可预测性。

华盛顿已不再追求理想化的结果，而是追求可管理的结果。

这对伊朗未来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一趋势持续，伊朗的未来很可能会让期待彻底革命的人感到失望。

最可能的情景是一次受控的内部过渡。变化来自体制内部，而非体制崩溃。新一代内部精英可能逐步调整治理方式、重新校准外交政策，并允许有限的政治开放，但不会拆解伊斯兰共和国的核心结构。这更像是受控改革，而非革命。

另一种可能路径是威权式适应。政权可能通过重组精英结构、在必要时加强镇压、并提供选择性经济缓解来维持生存。许多威权体制之所以持久，正是因为它们懂得如何弯曲而不折断。

最不可能的情景是由外部冲击导致的全面崩溃。美国当前的行为显示，它正努力避免这一结果。伊朗出现权力真空，其区域性后果将远远超过伊拉克和阿富汗，几乎无法控制。

结论：稳定取代了理想主义从委内瑞拉到伊拉克、阿富汗，再到如今的伊朗，这一方向始终一致。

华盛顿已不再信任流亡反对派能够带来稳定政治结果。它越来越倾向于支持能够在表面变化下维持连续性的体制内人物。优先事项不再是民主理想主义，而是可控性。

这一战略可能带来短期秩序，但也蕴含长期风险。社会不可能永远接受精英的循环再利用。受控过渡往往延后政治清算，而非真正解决问题。

因此，伊朗的未来很可能不会由归来的君主或外部强加的领导人塑造，而将由体制内部力量之间的竞争所决定，这些力量正争夺对下一个阶段的定义权。

这条道路或许不如革命那样戏剧化，但它更符合当前引导美国权力运作的战略逻辑。